法治為民主之基石，對於法律制度及觀念的建立和落實尤其重要；台灣自民國76年解嚴後，逐步朝民主法治國家邁進，在推動社會民主法治進步的過程當中，律師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國家，律師致力立法推動、司法改革；對於社會，律師參與法律扶助、伸張正義；對於當事人，律師則提供其法律專業服務、為當事人尋求法律救濟之可能。律師不僅是政府執法的監督者，更是社會的法律導師及當事人權益的守護者，對此，律師應有一肩扛起前述各項責任的勇氣。
台灣解除戒嚴雖已近三十年的時光，但目前律師界看似光鮮亮麗的背後，其所遭逢的困境卻是前所未有的。在早年，律師可說是「炙手可熱」，每年上榜人數只有稀少的二位數甚至個位數，寒窗苦讀十年終於上榜者大有人在，律師工作不僅能夠溫飽，更能累積財富，「律師」二字等同於高所得、高社會地位的同義詞。
但隨著民國78年起逐漸放寬錄取人數、大學法律系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到民國100年後更是以每年近千人的數字湧入。正式律師的養成，需經過一個月的律師訓練和五個月的實習，新進律師面臨第一個現實考驗──尋求適當「指導律師」的指導實習，在粥少僧多的情況下，實習機會變得可遇而不可求，主管機關目前卻束手無策，而無任何的配套政策，導致律師執業這條路在起步時即顯得顛簸難行，「流浪律師」的傳言甚囂塵上。試問：政府有盡到該盡的責任嗎？考試院不能只將律師的大門敞開，卻任由新進律師自生自滅！新進律師也是律師界的生力軍，共同守護著社會賦予的責任，筆者籲請政府重視此等相關問題，讓新進的律師朋友不至於懷憂喪志，失去對律師執業原有的熱忱。
近年來，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律師錄取人數大增、實務界供需失衡、律師市場趨近於飽和，讓過去律師界的絢爛榮景只成追憶。常聞法律界已進入黃昏期、黑暗期等語，實則並非空穴來風。首要釐清的是，法律服務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在專業被尊重下，才能獲得高品質的服務；無奈「尊重律師專業」的概念未被建立，民眾欠缺付費觀念、業界惡性削價競爭，造成良莠不齊的律師服務充斥市面，客戶的權益受損、律師的專業備受質疑。良好的律師界發展有賴全民的教育和政府的引導，然而政府選擇扶助其他產業，向來對於律師業卻無任何作為；其實歐美有許多值得借鏡的例子，例如美國律師事務所Kirkland & Ellis即是一個成功跨國律師事務所。政府扶助本土事務所擴展成為跨國事務所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方向，讓體質良好的本土事務所進入全球競爭市場，亦有機會再創台灣律師界的一片新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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