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MAKIYO事件認識律師在司法機構上之功能與地位──兼談還給彭郁欣律師一個公道
文◎吳任偉/中華人權協會南臺灣人權論壇主任委員
一、刑事被告在刑事程序中享有防禦權：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2款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二）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亦曾明確指出：「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而刑事被告受其辯護人協助之權利，須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始能發揮防禦權之功能。從而，刑事被告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之保障。」在在均揭櫫被告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國家對其選任辯護人的權利應予以落實與保障，方符民主法治國家之正當法律程序。至於學理上雖認為被告在「偵查中」與「審判中」的辯護制度，理應有不同的規範設計；但無論如何，依《刑事訴訟法》第27條的規定，被告在「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上，依法均享有隨時選任辯護人的權利，則屬不爭之的論。
在偵查程序中賦予被告選任辯護人的權利(或稱：律師權)，「最主要的目的應在於保護被告，保護被告免於因為偵查階段某些令人震攝的程序而作出非真實、非任意、非明智的陳述或重大決定…」 。要言之，賦予被告享有「律師權」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要確保被告與律師之間得以完全充分且自由地的溝通，讓被告可以毫無恐懼、毫無疑慮地向律師吐實，不用擔心今日所言可能成為明日的不利證據。當然，這是從被告的面向、地位與角度出發，而理論上這也必須被告自身願意向其選任辯護人誠實以對，律師權在《憲法》上的價值意義與功能方能夠真正的被彰顯出來。
二、選任辯護人兼負忠誠義務與忠實義務：
事實上，律師與法官、檢察官均屬司法體系運作的基石之一。律師除有其上揭「保護被告」之《憲法》意義的制度性保障機制功能外；依據《律師法》第1條之規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實執行職務，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律師亦具有「在野法曹」、實質且獨立運作之司法機構功能存在，而有其法治體系之一定地位。簡言之，基於律師在法治體系與審判制度中的功能與角色，律師應在合法範圍內盡力維護被告的權益；但律師作為獨立運作之司法機構，也應體認其有獨立於被告的角色與地位，倘若保護被告的利益已經明顯逾越法律或規範所允許的界線，律師仍應秉持其專業及道德信賴，作出獨立於被告以外的價值判斷，以維護法治體系或國家社會的利益 。因而，律師對於其在「偵查程序期間」擔任被告選任辯護人時應盡之責任與義務，往往仍需隨著被告是否誠實以對，隨時判斷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間之比例與衡平，而有其一定的法律界限，絕非只就被告的個人私益「善盡忠實義務」。例如：當律師與被告之間的信賴基礎已不存在，亦或是被告有要求律師作出涉嫌違法的情事，律師即應站在維護社會公益這邊，在取得委託人之同意，確保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不被因此侵害的前提下，仍得依法終止委任。
三、律師執行職務受法律保障：
在瞭解律師於《憲法》上有其特殊之功能取向及法治體系司法機構的地位，特別是在被告於偵查期間所應扮演之角色後，我們實應明白，無論何人(包括外國籍人士、港澳大陸人士)，一旦被指控涉嫌犯罪而成為被告之後，依臺灣之法規範體制，該被告均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特別是偵查階段中賦予被告選任信賴的律師，使其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而得在正當法律程序機制底下，接受合法偵訊與公平審判的保障。相對的，律師在接受被告於偵查中之委任後，依法除應「探究案情，搜求證據」外，依《律師法》第27條第2項的規定：「律師在法庭或偵查中依法執行之職務，應予尊重。」；甚至為維護社會公益，或與被告之間已無信賴基礎存在時，律師在取得委託人之同意，確保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益不被因此侵害的前提下，依法仍得終止委任；此係律師作為獨立運作司法機構的基礎展現。
但回顧起日前藝人Makiyo與其日籍友人友寄隆輝因涉嫌毆打計程車林姓司機乙事，卻又讓我國神聖的律師制度再次被污名化，而讓有識之國人及律師界痛心與遺憾!事實上，這只是一件偶發性的司法個案事件，暫時不論日人友寄隆輝到底是涉犯重傷罪？輕傷罪？一位依法接受被告於偵查期間之初的委任、再單純不過、且認真負責的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彭郁欣律師，卻在電視新聞、網路等傳媒日以繼夜不斷的強力播送、報導與評論下，加上電視部分名嘴挾公義大旗、以司法審判者自居、甚至以戲劇性、誇張性且汙衊性、未憑任何證據且公然不實指控的言語，例如：電視名嘴江岷欽教授曾惡意形容：「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鬼不知道是律師、這個人是鬼…」，並以民粹語言惡意形容「律師真的都是昧著良心幫其他人欺負台灣人嗎？」等充污辱、攻訐與挑撥煽動的言語予以霸凌、批判，彷彿任何一位臺灣律師均不可以擔任或接受「日籍」被告即友寄隆輝於偵查期間的委任，否則這個律師就是鬼，甚至是一個不愛臺灣、只向錢看且昧著良心作事的律師？!這種充滿仇恨、情緒性與煽動式的不理性言論，不但對於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彭郁欣律師本人的名譽造成嚴重傷害，更讓社會民眾誤解或混淆、甚至是否定律師制度在《憲法》上所應扮演且具有的獨立司法機構地位，實屬不當且違法，且明顯對臺灣的民主法治教育作出最不好的示範。
四、言論自由不得被濫用：
持平而論，這些電視名嘴或是「鄉民」，縱使不信任臺灣司法制度可以有效打擊或嚴懲犯罪，而必須藉由電視媒體或網路等平台，讓其他一般公眾也能理解或發掘他們自己所謂的「案發當時的事實真相」，方得以讓這些壞人得以在最快速的時間內接受媒體或鄉民的「公審」，而自認為有其公義基礎性存在；但問題是，縱認為媒體監督無界限、為發現實體真實而展現公理正義，這些「挺身而出」的媒體人或鄉民，卻也因此製造了更多的社會亂象，甚至造成另外一群無辜的「被害人」出來。而不可否認的，這種霸凌式的媒體公審，最後縱使真能讓事實真相予以還原(例如人肉搜索、公佈錄影帶或行車紀錄器)，進而協助或逼迫檢察官得以速將被告偵查終結起訴，甚至可以監督法官作出符合所謂「多數鄉民」心聲的刑期與判決；但卻也讓台灣好不容易所形成的民主自由法治環境，基本人權保障的機制，必須面臨重新檢討與反省。
五、結語：
最後，我還是要藉由這篇文章再次替彭郁欣律師發聲：
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均有可能遭到其他第三人的指控，並「輕易地」成為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然無論如何，在未經法院以正當法律程序進行審判之前，任何人依法均受「無罪」推定原則之保障，並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律師擔任辯護人，以受法院公平審判的保障。而媒體當然可以監督，電視名嘴或是網路鄉民更有其言論自由；但無論如何，媒體監督並不表示可以毫無自律，甚至是進行媒體公審；而電視名嘴與網路鄉民的言論自由，亦絕非毫無法律界限存在。這些電視名嘴或網路鄉民，若有機會沉澱或省思過去，是否也該正視自己過去在媒體或網路上的言論，適時地還給彭郁欣律師一個公道或說聲道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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