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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5日出版的台北律師公會季刊第25期「在野法潮」,採訪了五位具有大陸法學博士學位的律師--蔡文斌律師、李永然律師、李岳霖律師、張世潔律師及李兆環律師,分享他們在求學過程中所感受的兩岸法學交流,全文如下:

從求學開始的兩岸法學交流--5位大陸法學博士律師經驗談 

                                  撰文/侯柏青 攝影/黃鼎翔

  大陸進行開放市場之後,除了與國際經濟接軌外,在法律學術上也與國際擴大交流,近年來的學術地位,甚至已經超越台灣,日漸蓬勃的學術環境,吸引台灣法律人的目光。

  20多年來,海峽兩岸經濟關聯漸趨緊密,大陸學位逐漸成為市場上的炙手可熱的證書之一,尤其是法律學術上的交流與蓬勃的環境,進一步吸引台灣律師的求學意願。而吸引台灣法律人就讀的重要關鍵,是擁有「靠近台灣」的地理優勢。台灣律師界競爭激烈,若遠赴美國等地念書,得放棄辛苦打拼的江山,返台後得從頭再來,選擇赴陸攻讀,律師們可以兼顧工作、理想和家庭,不啻為最好的選擇。

  況且,大陸地區擁有13億人口,市場龐大,兩岸密切交流更衍生諸多訴訟問題,有些律師著眼於市場需求,決心赴大陸讀書。

  早年,台灣教育部尚未承認大陸學歷時,就有律師「先知先覺」的到大陸念書或搶市場,近年來,教育部同意採認部分大陸學歷後,台灣法律人到大陸讀書,成為一種潮流。

  學術交流沒有國界,但赴陸念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本刊特別專訪從北京名校「中國政法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5位知名律師,實際解析赴陸念書的甘苦。

赴陸動機 有人圓夢 有人放眼市場

  公道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蔡文斌,曾任國大代表、考試委員及台南市副市長,去除掉顯赫的官職,他是前司法院長翁岳生的得意門生。蔡文斌從台大法律系畢業,退伍後持續擔任執業律師,事業很忙碌,幾乎不可能深造。

  不過,恩師翁岳生多年前籌組台灣行政法學會,要求蔡文斌代表考試院與會,他因此結識大陸行政法學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松年,這個突然到來的契機,讓他決定負笈大陸求學。

  不過,蔡擔任過考試院兩屆考試委員,擁有政務官身分,當年去念書的行為形同「偷跑」,最糟的結果是,可能遭懲戒或撤職,但蔡文斌不戀棧官位,反而認為「政務官當過就好了」,心裡只想著「拼了!」

  去除念書的夢想,蔡文斌的想法其實更深遠,他認為,「一個國家若是公法很強,法治就會強,我希望了解大陸,進而影響他們,讓他們走民主的路,比較不會想跟人家打仗。」

  不過,蔡文斌雖然取得學位,但未考大陸律師,也沒有在大陸執業的計劃,他說,大陸由於「黨大於一切」,看不出司法獨立的可能,台灣律師無法適應,如果客戶在大陸發生法律問題,他仍建議找當地台商協會或台辦,介紹熟識的當地律師處理。

  「我一直想再念書!圓學生時代的一個夢!」得聲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李兆環說,大學部念的是東吳、碩士則念中正大學,已婚有小孩的她,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放棄家庭和工作遠赴國外念書,圓夢的想法幾乎破滅。

  不過,隨著兩岸交流頻繁,她常接到跟大陸有關的婚姻、家庭或債務案件,發現「到大陸念書」的想法也許行得通,不過,她擔心想法太夢幻,多次向好友求教,直到確定往返兩岸念書是可行的,才鐵了心實現夢想。

  除「圓夢」外,也有人因工作得到啟發,「人生是機緣巧合」弘鼎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李岳霖執業10年後,法院指定他擔任某公司的破產管理人,他密集去大陸考察,發現大陸發展的腳步一日千里,「走到該處,感觸就會不一樣。」他受到巨大衝擊,體會到「先學,再做,然後學而知不足」,決定赴陸念書。

  擁有諸多台商客戶的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李永然,坦言自己是「從工作中觸發念書想法」,早在1985年,他就開始接觸大陸法律,為了保障台商客戶權益,他不斷鼓吹台商踐行「入境問法」的觀念,了解大陸法令,才能守法。

  好友曾文雄博士(已故)建議李永然去念書,李察覺「攻讀大陸經濟法博士,可以充實理論基礎,輔以實務經驗,更能服務台商。」不過,左右讀書的關鍵是「年紀」,他曾思忖「將近50歲了,還有必要嗎?」幸好,好友苦口婆心的勸說,才讓他付諸行動。

  長期深耕金融市場的建業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律師張世潔,則是從「市場」的角度出發,「大陸經濟起飛,要跟大陸市場建立連結,才想到大陸拿博士」。

  他認為,念書能拓展大陸人脈,大陸很注重「三同」,即「同宗」「同學」和「同鄉」,政法大學是培養公務員、檢察官和法官等司法實務界的搖籃,他相中這些優點,決定赴陸就讀。

入學前先拜師 入學後集中上課

  大陸的博士班入學制度和台灣不一樣,大陸是入學前先找好指導老師,否則就算考上了也沒有用,台灣是在入學後才開始尋找。在大陸入學後,學校開的課相當彈性,大部分的教授會安排集中上課,也有教授在研究室個別指導,盡量幫台生解決無法隨大陸學生上課的困擾。

  早期赴陸的資深律師,人脈相當廣闊,也較容易取得指導老師同意,蔡文斌就是透過學術研討會認識指導教授應松年,李永然則是透過好友引薦,拜在教授徐杰門下,兩人找到指導老師的過程都很順利。

  不過,中生代的女律師李兆環2008年度申請入學,畢業約兩年,她提起當初拜師的過程,坦言費了一番心思。

  李兆環的大學母校是東吳大學,校方常進行學術交流,校長潘維大,某天推薦在學術上頗為知名的方流芳博士,李兆環下定決心說服方擔任指導老師,不過,李面臨的第一個關卡是,必須找到3名教授幫她寫推薦函,第二個關卡則是,她跟方未見過面,必須想辦法說服方收她入門。

  李兆環說「當時,我把學生時期發表的文章、書籍和論文整理成一大箱,寄到北京給老師,另外寫一封信,描述工作、家庭狀況及念書的動機。」理性和感性兼具的誠懇,讓方點頭同意擔任指導老師。

  靠著教授寫推薦函,又費盡心思說服教授,才得以報考博士班,讓李兆環的考試壓力大得不得了。她說,「考不上真的很丟臉,幸好香港的筆試和北京的口試都很順利。」李說,大陸治學嚴謹,在放榜之前,為了公平起見,她跟方教授根本沒有電話連繫。

  入學之後,除了接受安排「集中上課」外,她也曾選修專門開給陸生上的課程,有趣的是,即使說話字正腔圓,大陸同學一聽到腔調,仍馬上認出「你是台灣來的!」

蠟燭兩頭燒 時間管理很重要

  到大陸念博士,得有當起「空中飛人」的心理準備,蔡文斌20年前到大陸念書時,都是待在教授的研究室裡,「那時候,一學期至少得去大陸3次,一次約待兩個星期。」

  除了到大陸北京修課,蔡文斌的求學足跡遍及日本,也常隨教授四處參加國際研討會,追求學問之餘,他必須兼顧律師工作,蠟燭兩頭燒,過程吃足苦頭,準備寫博士論文前,蔡文斌又接下了台南市副市長職務,但公務繁忙讓他吃不消。

  「當了80幾天的副市長,苦心蒐集的60萬字資料擺滿我的桌上,我卻沒時間看!」蔡內心擺盪後,決定辭官,4個月後他完成42萬字的論文,他花3年拿到學位,時間運用上精省。

  在上市櫃公司擔任要職的律師張世潔講究效率,他說,第1年就讀時,差不多3個禮拜就要飛到大陸上課,每次待7到10天,在後期,不定期到大陸與教授面談,在台灣也必須以電話、信件的方式與教授連絡,兩岸奔波。

  張世潔笑著說,赴大陸念書過程辛苦,但回想起來仍感到值得,過程中,他因為工作關係,有時難免覺得苦,難以靜下心來寫論文,但看到一些同學半途而廢,他仍慶幸自己一股作氣,花了4年,拿下博士。

  他說,當年拿獎學金去讀書,實際花費並不多,但「工作損失的機會成本也必須計算進去」,不過,有失必有得,和對岸的師生建立關係,對他而言,也是一種「人力資本。」

  李岳霖回想,最緊鑼密鼓的時候,平均1個半月到兩個月就得飛往大陸,一次約待4、5天,他說,交通費和食宿費對有心攻讀學位的人,是筆不小的負擔,律師的工作時間也被嚴重排擠。

  李兆環則說,「一學期至少會去3次,每次停留約1週」,當初入學時兩岸尚未直航,必須在香港轉機,浪費掉很多時間,在台灣的時間,她必須反覆確認學校官網,以免錯失公告,而律師業務也連帶受影響,在撰寫論文時,她也刻意減少案量。

  不過,在求學過程中,讓李兆環最難熬的不是奔波和課業,而是大陸變化的氣候,她說「我去大陸上課的多數時間,不是酷寒就是酷熱,對我的身體負荷很重,這種辛苦難以言喻!」

大陸治學嚴謹 值得台灣借鏡

  15、6年前,大陸師資沒有台灣來得好,但現在反過來超越台灣,台灣生現在想赴大陸攻讀博士,困難度比以前高;大陸學生的努力,把大陸學術的世界地位推上高峰,贏過台灣一點也不僥倖。

  「台灣法律系一年招幾千個學生,大陸卻是1、20萬人在讀,他們打的是人海戰術!加上大陸治學嚴謹,難怪國際學術地位早已超越台灣。」蔡文斌一語道破台灣學術界的隱憂。

  蔡文斌回想,包括他在內,指導老師應松年當初收了3個弟子,另外兩人分別是河南省、安徽省的狀元,另兩人畢業後都拿到獎學金,遠赴哈佛和劍橋大學進修,目前身居政府要津。

  大陸生活條件不好,能夠到名校念書的學生都是各省狀元,從他們身上,蔡文斌觀察到,「陸生念書像拼命三郎,每天清晨5點多就看到他們在校園念書,冷颼颼的天氣也影響不了他們,這是兩岸學生很大的不同。陸生不拼,就沒辦法出人頭地,連帶的也擺脫不了窮困!」

  不過,蔡文斌憑著豐富的學識、實務經驗,硬是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走出自己的路,他強調「與教授的互動中,我感受到的是教學相長,而不是單方接受知識。」

  張世潔則補充,許多陸生一路從大學、碩士直攻博士,為了盡早畢業,非得用功不可,他們大清早就起床讀書,在冷冽的校園裡背誦英文單字,「這是在台灣看不到的風景,也是我終身難忘的畫面。」

  他說,大陸同學蒐集的資料和讀的書都非常多,批判性格比台灣學生強,「常有人在課堂上提出批判性思考,自成一套理論,他們勇於提出看法,挑戰學說或理論,對我衝擊很大。」

  在台灣工作繁忙的張世潔,讀書的時間比陸生少,跟陸生抗衡的心法是什麼?他分析,「我們台灣生最強之處,是可以分享寶貴的實務經驗給大陸同學,這是他們所欠缺的。」

  李兆環分析,對陸生友善,他們鐵定會回饋,「學校若有突發狀況,他們會趕快通知我,同學來台灣交流,我也會招待他們。」種種舉動,凸顯了兩岸政治有敏感之處,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沒有界限。

  陸生很用功,上課討論也很積極,「除非有一定的交情,否則要分享他們的筆記很困難。」能夠分享陸生筆記的關鍵在於「互惠原則」,她分析,大陸同學若想研究台灣的法令,她會在台灣幫忙蒐集資料。

  李岳霖表示,指導教授曾對他說「台灣學生固有的本質、底蘊,都有一定程度,台灣生來這裡讀書,我們指導的能力和空間有限,不要只期望老師能教你什麼,要看看你是否可以和老師互通有無,做出你想研究的東西。」聽到這些話,他心裡很震撼,也激發他的學習興趣。

  攻讀經濟法領域的他,坦言拿下大陸學位沒有優待票,「我們沒有因為台灣或港澳的身分得到較高待遇,大陸教經濟法的教授年輕有活力,上課考試或要求交報告,我們的標準比照大陸生,一樣都沒少。」

  其實,律師們不約而同的分析,陸生喜歡談論「學問」,台灣律師則可以分享「工作」及「生涯規劃」,雙方挺有話聊,如果學校有突發狀況,陸生也會幫忙通知,雙方相處融洽。

政治話題「眉角多」 論文小心踩地雷

  海峽兩岸在經濟上緊密合作,但遵行「民主」和「共產主義」的基本價值觀畢竟不同,大陸學生的必修學分是「馬克斯」,對台灣學生來說,是基本價值的挑戰,校方也從善如流,不強迫台灣學生選修。律師們也奉勸,台灣學生在大陸發表意見或撰寫論文時必須「謹慎」,少提政治為妙。

  蔡文斌解釋,大陸學風自由,但是「國家認同」等’政治字眼仍是禁忌,台生入境隨俗,他不會提及「中華民國」、「我國」等字眼,只談「台灣」或「台灣地區」,稱中國為「大陸」,這些中性的字眼,對岸師生都可以接受。

  他說,大陸不接受「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分立」的觀念,但他們可以接受談權力制衡,在論文口試時,曾有口試委員針對這些問題點他,讓他印象極為深刻。

  他提醒台生,可以把「國家」的詞句改成「公權力」,不碰「國家認同」等政治敏感話題,「一切回歸學術領域就沒問題!」

  李永然則談到,兩岸之間的政治氛圍有時候會造成一些困擾,所以他認為,博士論文中若有政治敏感的用語,必須特別注意,他建議回歸單純法律探討,不要去觸碰政治敏感的問題。

  雖然在大陸提出人權議題稍嫌敏感,但也有人闖關成功!李兆環說,她的論文選擇與「人權」有關的議題,題目是「以人權審視大陸婚姻移民家庭權之法律規範」,她笑著說,要在大陸談人權有些敏感,許多學長姐都勸我「要不要改一改」,或勸我把「人權放在副標」,但我實際提出論文題目時,老師完全沒意見。

現行口試嚴謹 指導老師迴避

  寫完論文,就面臨畢業的關卡「口試!」較早之前,大陸博士只要口試一次,現在情況已經改變,前兩年拿下博士學位的李兆環分析,目前大陸博士班的口試分兩階段,第一次是「中期考核」,第二次是「論文答辯」,第二次即口試最終審查。

  她說,中國政法大學的論文口試委員(各校制度可能略有不同),由校方自行安排,為了避免護航,按照規定,指導教授不會參加第二次口試。

  回憶最終口試,李兆環說,準備時有很多「眉角」得處理,除了準備論文,她還得安排口試教室,擔心口試委員在過程中肚子餓或口渴,她貼心的準備簡單的飲料、點心或水果等,並另外訂花籃,花心思布置教室。李說,過程中繁瑣的工作不少,幸好有另一名跟她同時口試的同學,一起幫忙張羅,才順利處理好。

  不過,即使費心布置場地,也不能保證論文過關,對此,李輕笑說,有熱心的大陸學長姐很關心她,還半開玩笑的說,「小心喔,內容要是寫不好,他們會把你斃了!(指口試不過關)」

  她描述,最終口試分成兩輪,第一輪的口試問完後,她有20分鐘的準備時間,還可以「CALL OUT」給同學或學長姐求救,為了避免出狀況,她事前就安排了幾位負責救援的解題手,不過,因為準備得宜,並未對外求救。」

  李回憶,另一名同學第一輪口試結束,她接著上場回答,口試委員滿意她的答案,最後宣布「通過口試」,讓她終於卸下5年來壓在肩頭的沉重壓力;回憶圓夢的那一刻,李兆環心裡只有「感動」兩個字,她的第一通電話是打電話給在台灣的爸媽,第二通電話則打給指導教授,晚上則和指導老師、同門歡聚。

  她解釋,只要修滿中國政法大學的學分,學校就會發一份「畢業證書」,通過論文口試,校方則會加發一份「博士學位證書」;李兆環說,事後到大陸參加畢業典禮,拿到兩份得來不易的證書後,刻意在學校的「紅榜處」和自己名字合照,「這個畫面,我畢生難忘。」

過來人的建議

  李永然則說,有很多台灣法律系的同學會問他,「李律師,我畢業後去大陸念書好嗎?」他都會建議「先去美國或其他語系國家拿碩士,再到大陸讀書。」

  這樣的建議有背後的道理,李永然解釋,「在大陸讀書,沒辦法增強語文程度,作為一個法律人,如果可以運用英文(其他外語)這個法律工具,有助於深層的法律研究及加強蒐集資料的廣度。」他說,「最好的模式是,在台灣拿學士、出國拿碩士、到大陸拿博士,這樣等於是全方位,PERFECT!」

  李永然建議,台灣生到大陸去攻讀博士,選題目時「不要過於理想化」,最好選擇跟碩士研究領域相關的延伸研究,他的碩士論文雖然不是房產法規,但因業務接觸許多房地產案件,尤其是「公寓大廈相關法律問題」,所以在大陸的博士論文選題目時,就主攻物業管理,這就是延伸領域。李永然也表示,如果自己的兒子有興趣,也會鼓勵他有機會可赴大陸念書。

  李岳霖則奉勸台灣學生,要想好「攻讀大陸學位的目的」,有人也許會考量「大陸是很大的經濟體」,有人想「拓展人脈」才去讀書,李岳霖說,這些都是思考方向,但實際不如想像的美好。

  他舉例說,如果把「拓展人脈」當成目標,恐怕緩不濟急,他分析,大陸同學都很年輕,等他們位居要職,恐怕得等上10年、20年,到時候律師生涯都快走到尾聲,可能來不及發揮效用?他認為,去對岸讀書,對於律師業務的拓展,並沒有非常顯著的效果。

  他語重心長的說「把握得來不易、重返校園的機會,比較適切。」他認為,念書的目的是增長學問,才會有熱忱繼續下去,否則容易虎頭蛇尾,事實上,他也看過別人半路放棄,十分可惜。

  「有興趣攻讀大陸博士的法律人,在第一年就讀時,應該居住在大陸,做個單純的學生,好好修課,如果沒有經濟壓力,可以考慮長居一、兩年,深入的觀察對岸的風土人情,了解對岸市場的潛規則也很棒。」張世潔衷心建議。

  李兆環則建議,台灣學生挑選指導老師時,先花時間打聽清楚,唯有掌握對方的專業領域及教學風格,才不會造成後續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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