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導，為了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超收問題，有立法提出修法降低假釋門檻，此一提案引起社會一片譁然。
長期關注監所人權議題的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李永然律師表示：「監所超收已成為目前監所刻不容緩必須解決的問題，現在立法當局在研究是不是要把刑法假釋的條件再放寬，以做為解決監所超收的方法。回顧台灣的假釋制度，原本是放寬的，後來改為緊縮，現在為了要解決收容超收的問題，又趨向於放寬，其實假釋的寬嚴並不是用來解決監所收容的問題，要改善監所收容應該要從如何減少社會上的犯罪、如何避免受刑人再犯及強化受刑人重返社會的能力等方面下手，或者再增加監所的設施，但絕對不是從假釋的門檻上去思維這個問題，假釋的制度本是在救濟長期自由刑，面對長期自由刑的受刑人因有假釋制度，讓他們願意改過遷善，至於是不是適合達到假釋的標準，應該還是要有刑事政策來做為思維，但並不宜用它來做為解決監所超收問題的一個方法，立法者應謹慎為之。」
永然文化出版的「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一書，書中即有一整個篇章討論「我國假釋制度實務的缺失及其修正建議」，可供各界人士及矯正單位做為參考。
監獄人權向來是較受忽視的人權實踐與保障之標的，「穿著囚衣的國民」在大多數「不穿囚衣」的社會大眾心目中，恐已被烙上「作奸犯科」的印記。故其基於國際人權規範及普世人權價值所應享有的人道處遇，便極易遭受漠視。
由永然文化所出版的《監獄真相大揭露》一書，詳實揭示我國獄政、矯正及受刑人權的實況，凸顯監獄人權仍是台灣與國際人權接軌的缺口。本書無論是第四章強調當前監所矯正教化成效不彰；第五章指出立法部門延宕修正《監獄行刑法》的怠惰；第六章對假釋之行政救濟緩不濟急的針貶；第七章對僵化外役監作業的憂心，乃至於第八章大聲疾呼修正過時之矯正執行法規、落實矯正執行分類、檢視監獄人員配置、提升管理人員之人權素養等等，皆為一針見血的觀察及暮鼓晨鐘般的建言，更深刻揭露我國獄政的缺失及與普世標準的差距。
我國自2009年12月10日即已施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更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是故公政公約第7條第1項及第10條第1項分別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以及該公約第21號一般性意見第2點所明載：「……公約第10條第1項適用於根據國家法律和公權力而被剝奪自由並被關在監獄……收容所或矯正機構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人。締約國應確保在屬其管轄的所有受拘禁人的機構和設施內遵循該項所規定的原則」，第5點並解釋締約國應報告適用關於犯人處遇之聯合國標準(《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保障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羈押或監禁的人的原則》、《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等等)的程度；加上第7點進一步指出，締約國應說明「是否已在負責喪失自由者的管理人員的指示和培訓中貫徹了各項適用的規定，並列明此類人員在履行職責時是否嚴守這些規定。還應具體指出，被捕或遭羈押者是否可以知道這類情況，是否可以利用有效的法律途徑，使其能確保這些規則得到遵守，確保在規則遭蔑視時可提出申訴，並在受到侵害後獲得充分補償」。
日前媒體一篇介紹挪威監獄報導中指出，挪威對於受刑人採取「常態原則」，意即剝奪受刑人的自由本身就是種懲罰，因此受刑人的生活條件不應低於維持社會安全之必需，且受刑的主要目的為「更生」，他們的觀念是善待受刑人，正面引導其向善，因此挪威的監獄被稱為最爽的監獄；澳洲的監獄在大陸藝人涉案被關押後，也受到重視，內部設施也受到披露，看到兩國的監獄，再反觀台灣的監所設備和其有著極大的反差。
長期關注監所人權議題的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李永然律師表示：「在台灣的社會觀念中，入監服刑的受刑人就是做錯事的人，理應受到懲罰，至於他們所處的環境如何，一般而言並不被人所重視，但聯合國對於監所人權已經訂出標準，一些先進的國家對於監所的設施也有著不同的思維，對於監所人權的問題，台灣未來到底要何去何從？社會大眾應該要好好思考，而法務部身為主管機關，更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政策方向，至於目前最根本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監獄超收的現象，因為當監所收容已超出規定人數時，很容易造成受刑人間的磨擦和衝突，若再加上天氣躁熱，恐怕會再衍生出一些讓人遺憾的事。現今我們無法做到像歐美先進國家的監所設施，但監所超收的問題，有關當局不該再迴避，應儘速加以解決，以符合聯合國對於在監人最低處遇標準規則。」
新聞連結：最爽監獄騎馬日光浴沒圍牆
每當台灣社會的治安亮起紅燈時，人民總冀望政府能「展鐵萬，刑亂國，用重典」，加重犯罪者的刑度，尤其震撼人心的虐殺、弒親、分屍等重大案件接連發生時，社會更因無助恐懼而怨聲沸騰，期望政府立即改善。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能稍冷靜下來，抽出一點時間與空間，仔細觀察台灣監獄的現況，或許對於社會安全政策的規畫方向，會有嶄新的思維與宏觀的想法。
犯罪者來自於社會，犯罪行為亦是整體大環境下的產物，而以人類現有的智慧與科技，還無法做到完美無缺的犯罪預防措施，所以國家必須有令犯罪者忌憚的機制，使其對自己行為付出相當的代價，監獄制度油然而生。
一般人民對監獄的看法，多半側重在剝奪犯罪者自由的處所，而容易忽略大多數受刑人最後仍將離開監獄，重返社會，因此，若監獄制度只有單純的處罰功能，而無法矯正受刑人失當脫序的心態與行為，當其再次踏入社會，沒有人可以保證不會再犯。這可由歷來重大刑案的犯罪者，多擁有「豐厚資歷」的前科紀錄，足見端倪。
記得去年中秋前後承辦一件好友之子涉及強制性交罪，遭法院判決3年6月有期徒刑確定，即將入監服刑前，好友帶其子來事務所詢問我，「我兒子性侵在裡面會不會被人捅肛欺負？要不要去向他們主管拜碼頭？」「他在裡面怎麼分配牢房？平常吃的好不好？我們要怎麼會客？」「什麼時候可以假釋出獄？可以去外役監嗎」「如果生病該怎麼辦？」等一些監獄執行問題，說真的，以我執業律師二十多年（含10年法官）的經驗，也只能翻翻法條向他們說明一些《監獄行刑法》等規定，但實際的執行情形為何，因甚少接觸獄政問題，無法提供其較為符合事實之回答。而這些問題，對於因涉案必須入監服刑之人或其家屬，一直以來，都是被社會忽略或不重視的冷門議題。
長期以來，監獄被視為大型社會的縮影，具有一般社會組織型態與分工，它是社會適應不良者之大雜燴，更是複雜人性之收容所。傳統上，它除被標籤為不潔之地外，更象徵著罪惡之淵藪，一般民眾避之猶恐不及，因此至今仍保持其神秘性，受刑人在獄中受「不人道」的處遇事件，大多只能從電影中看出一二。但隨著近幾年一些監獄事件，例如2015年2月間高雄大寮監獄傳出6名受刑人挾持獄警事件，以及英國商人林克穎因酒駕肇事致人於死被判刑確定卻潛逃出國，不願在台執行而引發我國獄政管理是否「不人道」的監獄人權問題，都活生生的透過新聞媒體報導而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例如監獄老舊、收容空間嚴重不足、受刑人生活困頓、背離受刑人尊嚴的軍事化管理等，讓我們看到長期以來監獄人權是多麼的不被看重，而這些都是主政者所面臨且亟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李永然大律師是我的法律實務啟蒙導師，長期推廣法律常識，普及法治教育不遺餘力，也曾擔任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對於人權（包括老人、外配、受刑人等）的維護，更是有目共睹。有幸接獲財團法人永然法律基金會所贈，由李大律師、黃隆豐博士、李雯馨教誨師三人合著的《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一書，該書針對受刑人如何順利圓滿完成刑罰的執行，包括入監前對監獄的認識與心理準備、入監前後的準備、入監如何生活、假釋如何申請、外役監獄如何申請等一般鮮為人知的法律常識，以淺顯易懂的為文方式，讓人得以了解高牆內的另一個世界。
傅柯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是關於監獄制度發展歷史的研究，他用「達米安案件」的描述，開始了他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現代監獄制度開始形成，逐漸取代過去的酷刑，成為訓誡違法人們的拘禁場所。在《規訓與懲罰》中，傅柯討論18世紀以來的監獄制度產生過程。從1757年傳統社會中對罪犯殘忍地公開拷打與處決，到1840年代人道式的監獄制度形成。
相較於傳統公開針對犯人身體的懲治，現代社會則以較為人道且具有行為矯正功能的監獄制度代替傳統的懲罰。而傳統中國社會的懲罰系統則是以五刑為主。鞭作官刑、扑成教刑、金作贖刑、流（放）刑、賊（殛）刑，是為原始五刑；相較傳統懲罰系統的殘酷性格，近代繼受法時期的五刑：主刑（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與從刑（褫奪公權、沒收）都不以肉體懲罰為主要對象。
觀察監獄制度形成脈絡，東西方社會對於罪犯的權力施行，現代社會以人道且具有行為矯正功能的監獄制度來代替傳統公開對犯人身體的懲治。但是，也必須注意到傅柯在論述現代監獄制度形成的同時，監獄雖然早已存在，但其功能與目的完全不同，只有當社會運作原則改變之後，監獄制度才在社會功能上產生了全面性的轉變。身處當代，我們怎樣才能續向法治國「奇夢地」航行？怎樣做，讓監獄真正轉變為矯正（或修復）機構？
文／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李永然律師
據報載，立法院將於6月11日召開臨時會，依照民進黨團送出的臨時會審議法案清單，包括《公司法》丶《財團法人法》......等數個社會矚目的法案。然而，《財團法人法》草案因涉及我國許多公益團體的運作，也涉及「宗教財團法人」受到《憲法》第13條「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立法院應當審慎進行討論與審議，而不宜草率通過立法。
台灣的公益團體在社會上各個角落從事各種不同的公益事業，是我國社會得以安定與和諧的重要力量，為台灣的重要資產，這些公益事業均有賴公益團體，包括財團法人，才能正常運作。因此，公益團體的運作狀況，將攸關我國社會的安定與和諧。我國有非常多的公益團體，是採用「財團法人」的組織型態；一旦《財團法人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將全部財團法人纳入規範，這些財團法人型態的公益團體，其運作勢必受到影響。
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 上淨下耀法師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財團法人法草案」公聽會(2018.04.02)會議中之發言
釋淨耀理事長：主席、各位委員。在今天的公聽會上，我們聆聽很多專家學者從法的觀點來論述。我個人是站在宗教人士立場，從宗教角度提供各位做參考。我們都知道，人本來就有貪婪的本性，所有事物都是人在主持，事情要做好，一定要有法的規範，這是必然的。但是，我們看到教育都還有分類，不同性質的人有不同的教育模式，在管理方面也是有不同的類別。現在政府要用一個財團法人法，就要把所有的財團法人放進去，這對分類管理方面來說，好像沒有完全認清，我們深深感覺不妥。我們覺得立法應該要有整合性、積極性以及問題的解決性。何謂整合性?整合性就是把相類似的基金會整合，讓它能夠產生1加1大於3的作用，這樣的立法才有它的正當性。第二、積極性，如何讓這個基金會產生更大的公益，能夠為社會、人群做更多服務，我認為它應該要有所謂的獎勵性。第三、基金會要如何規範?已經存在的問題要如何解決?我們認為這樣的立法才有建設性，才會受到大家的歡迎。
今天我站在宗教的立場出面關切這個議題，我們覺得宗教界沒有特權，我們關心的只是公益，宗教界也沒有「善霸」問題，因為宗教界只是配合政府做各種的服務，包括災難、濟貧、救災等等，宗教界發揮的功能大家都有目共睹，不可以因為少數人有所謂公產變私產的問題，你要做規範，就把整個宗教界不同性質的基金會或是醫療法人基金會，完全併在一起，這樣就好像政府製作一件大衣，卻要大家一同穿，這樣你絕對會惹民怨，我請我們的立法諸公要深思。
台灣獄政史上發生過幾次重大監獄暴動事件，分別是1970年台東泰源監獄事件、1987年台東岩灣監獄事件和台東綠島監獄事件、1996年新竹少年監獄暴動事件，以及2015年震驚國內外的高雄大寮監獄6名受刑人挾持典獄長集體自殺事件。這些事件皆讓監獄中許多潛藏的人權與獄政問題陸續浮上檯面，暴露在國人面前，如何妥善處理，考驗政府的智慧和決心。
由人權工作者李永然律師、黃隆豐博士、李雯馨女士三人共同合力編著而成的《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作者們長期觀察我國監獄矯正執行現況，逐一檢視後提出批判和建議，藉此喚起社會大眾對監所人權的重視。
監所人權的保障，是評估一個國家人權是否進步的重要指標，其中包括了監所環境、人數超收、醫療，以及受刑人處遇、假釋制度審查、權利保護的申訴問題、獄政管理人員的工作條件等。特別是書中提到，近年來監獄人滿為患、超收情形相當嚴重，使得原本每人0.7坪的法定收容空間，限縮到0.4坪，甚至不到。換句話說，一間才6坪大的牢房，就要擠進十幾個人，其擁擠程度除了讓教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衍生眾多管理弊端。
自17世紀約翰霍華（John Howard）在「監獄學」中提出「劣等原則」，主張「監獄的生活水準必須被設定為比最低階勞工更低，以免吸引眾人都來犯罪」的思想以來，監獄人權一直都很低落。這種思維持續影響至今，致使台灣社會長期以來都認為，違法亂紀的人都應該圈禁起來嚴加管教，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
受刑人從入監開始，沒了名字只剩代號，脫光衣服全身檢查、整天生活起居都被監視，完全沒有隱私，實行軍事化管理，禁止接見通訊，假釋與否操控在監所管理員手上，只能對管理員畢恭畢敬，不敢稍微得罪，在監獄內根本沒有人權。因此不當管教的情事經常發生。從早期的泰源、岩灣監獄暴動事件，到近期大寮監獄奪槍挾持事件，都是由於不當管教行為所引起。
日前報載一位曾混過幫派，犯下教唆殺人、販毒等重刑的黑道大哥，出獄後洗心革面，在夜市擺攤販賣手作蛋捲，並花了四年的時間考取乙級烘焙證照，他的故事是曾經誤入歧途的受刑人重生的一個好的範例。
長期關注監獄人權的李永然律師看到這則新聞有感而發表示，浪子回頭金不喚，能從一位身負重大罪刑的黑道大哥到今日的烘焙師傅，相信他是下了很大的決心和毅力，這對於所有受刑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因此，我們的政府在對待受刑人時，應該要給予一個良好的處遇措施，透過監所教育，讓受刑人對未來懷有希望，讓他們在監所期間可以習得一技之長，協助他們未來重返社會，有機會再讓人生重新出發，社會大眾也應該用積極正向的態度去看待受刑人，並接納他們。永然文化出版「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一書，透過實際觀察我國監獄矯正執行現況，再就目前各項矯正法規，逐一檢視，再提出對我國矯正執行法制的研討及建議報告，目的即是希望經由這本書的內容喚起立法委員、法務部、相關監所人員用積極良善的心態來擁抱受刑人，讓台灣六萬多個受刑人能夠有浴火重生的機會，這才是國家社會之福。
日前屏東監獄傳出兩名受刑人因不服主任管理員要求用餐作息時間須一致，出手毆打主任管理員，致其受傷送醫，兩名受刑人也被隔離調查並移送法辦。
長期關注監獄人權的李永然律師表示，受刑人不服管教和管理員發生衝突的狀況時有所聞，政府對於獄政管理應多加注意，切勿輕忽，若此種狀況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難保不會發生更嚴重的衝突，政府應該儘速推動監所改革。
李永然律師也多次提醒監所超收的問題，他強調以屏東監獄為例，目前的收容人數比核定收容人數多出了近三百人，超收的情形十分嚴重，這是不合乎聯合國所要求的監獄人權標準，超收造成監獄過度擁擠，不僅受刑人難收教化的成效對於監所管理人員工作而言也是十分吃重，法務部應多加重視，改善目前監獄超收的情況，以符合監獄人權的規範。
日前，蘋果日報在母親節時做了一篇以獄中產子或攜子入監服刑受刑人為專題，以受刑人的經歷，帶給世人警惕。依我國《監獄行刑法》第十條規定，入監的婦女可以攜帶未滿三歲的子女一同服刑，滿三歲後若無親人領回又無法寄養，可延期六個月，期滿轉介社福團體安置。現在共有八個監所41名幼兒陪同母親服刑，各監所也有打造保育室，聘請專家提供親職教育及照顧示範，但費用須由母親負擔。
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李永然律師表示，年幼的孩子最需要母親的關心與照顧，在法律容許的範圍內，讓受刑婦女與幼小的子女不致分離，也算是顧及了孩子成長的親情所需，監所能在有限的空間內打造保育室，讓兒童受到妥善的照顧，兼顧幼兒的人權，是值得讚許，但我國現今的矯正制度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政府單位加以注意及改善，才能做出符合聯合國所要求之監獄人權標準，並協助受刑人全返社會。
永然文化出版 (股)公司出版之「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一書，即為探討我國監獄矯正執行現況，再就目前各項矯正法規逐一檢視，以實務執行現有法制的障礙、矛盾、不當等層面，依據各項矯正法學理論，及世界矯正規制比較，提出我國矯正執行法制的研討及建議報告，供各界人士參考，共同為我國矯正執行體制，做出符合聯合國所要求之監獄人權標準，及有效率地改造收容人思想的法制規範，可供各界參考。
李 序
近年來國內對於宗教團體管理的法制，一直受到討論，內政部也草擬《宗教團體法》草案，但對草案內容，宗教界存有極大的疑慮，如何妥適地建立宗教團體法制化當前已成為一立法上的重要課題。
由於我國寺院、宮廟、教會的設立有其歷史沿革，先後制訂的相關法令也頗為紛雜，導致有「財團法人」、「社團法人」、「非法人團體」……等不同形態存在。
新聞報導，知名藝人白冰冰因女兒白曉燕遭歹徒殺害，一直對於加害者無法釋懷，就算受邀至監所演講，都一併拒絕，此次出版新書，在接受訪問時，提及自己轉念，願意放下恩怨，將新書捐贈受刑人，希望能讓受刑人能從中學習，進而減少受害人產生。
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李永然律師感佩白冰冰的精神，他認為社會應該多給予受刑人一些關懷，讓他們能徹底反省、改邪歸正，將來才能重返並回饋社會。李永然律師長期關注監所人權，認為台灣的監所人權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於是和黃隆豐博士等人利用兩年的時間，研究出版「監獄真相大揭露──矯正制度的現況與展望」一書，內容為探討我國監獄矯正執行現況，再就目前各項矯正法規逐一檢視，以實務執行現有法制的障礙、矛盾、不當等層面，依據各項矯正法學理論，及世界矯正規制比較，提出我國矯正執行法制的研討及建議報告，供各界人士參考，共同為我國矯正執行體制，做出符合聯合國所要求之監獄人權標準，及有效率地改造收容人思想的法制規範。
最近，被判處無期徒刑正在服刑中的前槍擊要犯張錫銘，透過親友向媒體投書，希望政府能讓受刑人將獄中作業所得的「獄中勞作金」用來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針對此一議題，長期關注監所人權的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李永然律師認為：「以前監所中全民健康保險的問題，因為早期全民健康保險法是把受刑人排除在全民健康保險法的適用之外，在我擔任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期間，前往監所參訪時，就有受刑人反應醫療的問題，經我們向政府單位做出建議，全民健康保險法後來也修正將受刑人納入;不過現在有關受刑人張錫銘提出的這個建議，是否可行？政府應當從具體可行的角度去思考，並研究改進之道。」
此外，李永然律師也表示：「最近我們也一直在關注台灣監所人權的問題，因為從酒駕撞死送報生的英國商人林克穎潛逃案件中，中華民國政府申請引渡卻遭到英國法院以『台灣監獄條件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標準』為由，判定我方敗訴，而拒絕引渡，顯示我們對於監所人權仍有許多努力的空間，政府應該要正視監所人權的相關問題並加以改進。」
............................................................................................................................................
對我國矯正執行的革新略盡棉薄之力
民國103年間，永然兄對我說，想探討我國矯正執行制度。正好我也想將我十餘年來擔任監所志工的經驗，以及對矯正法制及實務上的心得，整理成研究報告，藉以對我國矯正執行的革新略盡棉薄之力。於是約定以二年的時間，完成實務觀察與法規的研討，然後分門別類提出報告。
歷經不到兩年的時間，終於完成監獄執行的觀察，並發掘我國矯正執行的種種問題。民國105年6月完成首篇我國──矯正執行機關探討的報告，中華人權協會隨即成立「矯正執行實務觀察與研討」系列，連載這些矯正法制的研討報告，總共六篇，到民國107年元月終於全部連載完畢。永然兄即想再整理出書，以便當局及受刑人、受刑人家屬們參考。於是又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加以整理、添加資料，並邀請作家李雯馨女士共襄盛舉地提供她的著作，而完成這部有關我國矯正執行的實務與未來法制革新的研討報告，同樣地也遂了我多年的心願。
希望監獄不再是人權黑洞
監所是最不為人知的社會陰暗角落，也是最需關注的人權黑洞。
監所環境封閉，人員流動更替極少，外界覺難發現其管理之缺失。檢察官雖然依《監獄行刑法》第5條之巡察及考核、《羈押法》第4條及《刑事訴訟法》第106條有視察監所之責任，但虛應故事，成效極為有限。
共同為我國矯正執行的革新努力
矯正執刑是司法作用的最後一環，也是實現正義與維續秩序最重要的一環。矯正執刑如果沒做好，那之前的檢察偵查與法院審判，就全都失去了光彩。因為，受刑人如未變好，問題就未解決。就像欠錢還債，債權人都打贏官司了，但債務人沒錢可供執行及清償，那請求清償債務的官司打贏了，又如何呢？當然，民刑事不可同日而語，但道理則是一樣的。
因此，我國每年編列的矯正署及其所屬機關的預算從民國101年的台幣116億4387萬2千元，到民國107年的台幣127億2937萬2千元，提升幅度不高，但還是有年年提高預算的趨勢，顯示政府對矯正執刑的重視。尤其我在立法院院長十七年任內，更是對矯正執刑主要法規六次修正、官署組織、預算審查及矯正執刑質詢，都不虞餘力的進行，特別是民國99年法務部增設「矯正署」，而制訂《矯正署組織法》，議論紛歧，我也盡力協商，而讓法規順利通過審查，法務部矯正署於是誕生，為我國矯正執行跨出了一大步。這些努力，都是希望在職責內，對矯正執行儘量給予支持，以示立法對矯正執行的重視。
林山田教授在他所著《犯罪學》一書中，曾提到「犯罪是一個具有複合性與相對性之概念」。犯罪行為人之行為固然違反國家刑事法律，且侵害到個人、社會或國家的法益，自然不符合社會的期待與共同的價值。因此，社會群體的意志是無法容許這種「偏差」行為的存在，而必須設法禁止的，但要如何禁止呢？我國前有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少卿書〉中提到：「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的典故。「畫地為牢」，被認為是我國最初對犯罪行為人的處置，以讓犯罪人能自省改過，這可追溯至西元前三千年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及我國夏商周時代。而最初的處置，則是採「應報」主義，也就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償命。但隨著時代轉變，發現「應報」手段並沒有減緩犯罪。於是在社會變遷與人們思想的變化下，對犯罪的處置，從「嚇阻」主義的殺雞儆猴、與世「隔離」主義、使犯罪行為人改悔上相的「矯治」主義、讓改變犯罪行為人思想的「重整」主義，到現在最新的「修復」主義。而「矯治」主義，雖在20世紀成為世界各國對犯罪行為人處置的主流思想，即希望藉由自由刑的手段，收容犯罪行為人在一處，除了懲戒性質外，更針對其心理與思想的改造，使犯罪行為人能因而「改悔向上」、重返社會，擔負起對社會的責任。不過，犯罪率仍隨社會發展及變遷，逐漸提升，且日益更難察覺。20世紀末後，各國對矯正策略逐漸脫離「矯治」觀念，美國有些學者更主張回到應報與嚇阻主義，因此在廢除死刑下，便使用終身監禁的不定期刑，以及訂定三振出局，甚至恢復死刑等策略；但對於輕微犯罪人或初犯，則給予「修復式正義」，或以「社區性處遇方式」處理，採用寬嚴兩極化的策略，日本亦是如此。
我國在民國91年2月8日公布《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之2，對輕微案件採緩起訴處分及服務社區處分。民國94年2月2日公布修正《刑法》第77條，採用不適用假釋的三振條款，也是兼採隔離主義及寬嚴兩極化的策略，與世界主流同步。
然而，我國矯正執行僅有《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兩部主要法規。《監獄行刑法》自民國43年全面性修改後，歷經十一次小幅度修改。《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則僅在民國64年修改較多條文，之後五度小幅度修改，但迄今仍已有多年未修改。甚至在民國97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公布著名的釋字第653號解釋，認定監所與收容人間並非具有「特別關係權義關係」，而認《羈押法》第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均屬違憲，勒令「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然立法院卻依然無動於衷，逼得大法官會議只好在民國103年再度公布釋字第720號解釋，以司法頂替立法，越俎代庖地指定：「受羈押被告對有關機關之申訴決定不服者，應許其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等有關準抗告之規定，向裁定羈押之法院請求救濟。」。而除上開釋字第653號及第720號解釋外，綜合民國97年到106年的八年間，大法官共為我國矯正法制，公布了釋字第654號、第681號、第691號、第755號及第756號等七號解釋，已為我國矯正執行體制立下良好職策略基礎法制規範。以後，則要看執行本項政策的法務部及法務部矯正署的作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