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7日晚間,李永然律師出席在上海商銀的「名家導讀的優質讀書會」,由呂毓卿總幹事主持,李永然律師擔任引言人,魏可銘前副代表導讀,王珍一教授與談,本次導讀的圖書是由Dani Rodrik所著的「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

  李永然律師針對本書做了以下引言:

  本書作者曾於1997年出版過一本「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同年東南亞國家即成為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被害人,他認為「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作者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致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這些衝突必須藉由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

  他在書中也提到,解除全球金融束縛的做法,並沒有為開發中國家帶來好處。次貸危機的爆發肇因於「金融全球化」,而造成這場危機的核心因素,即是金融全球化所促成資產負債表摻和成一團所導致的結果。所以他認為現在需要一套新的論述,來形塑全球化的下一階段,這套「新論述」愈是思慮完善,經濟就會愈健康。

  在反全球化團體眼中,認為「杜哈回合談判」是跨國企業剝削勞工、貧農與環境的象徵。原本「開發中國家」抱怨規則都是由大國制定,但近來連「經濟大國的民眾」如美國,也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經濟有利的人數比例大幅下滑,「國際外包」的做法也將會對美國造成前所未有的「勞動力失調」。因此未來一定要創造新的制度與補償機制,不論在「美國」或「國際」上,才能讓全球化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也更具永續性。全球市場因只有「薄弱的規範」,因沒有全球監管機構,沒有全球安全網,也沒有全球民主,因此極易陷於不穩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合法性的窘境。

  「布列頓森林體制」是一套粗淺的多邊體制,該體制在1970年代遭到石油危機重擊後而無法存續,後由「經濟自由化」與「深度整合計畫」所取代,目的在建立所謂的「超全球化」,現在的「貿易協定」開始擴張範圍,不只聚焦於進口限制,還進一步干預「國內政策」、「經濟全球化」本身成為目的。金融全球化促成是"不穩定",且在各國內部造成了不平等與不安穩,不過這當中「中國」與「印度」取得成功,但這些國家並不是無條件開放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而是採取帶有重度國家干預的混合策略,使其經濟多元化。

  作者用兩項簡單的觀念提出另一套論述,即:

  1.市場與政府是彼此互補,不是互為替代,要有更好的市場,就必須要有更多更好的治理。

  2.資本主義沒有單一的獨特模型,國家通常會依據各自目的需求與價值觀而選擇各種不同的安排。

  這兩項觀念對於「全球化」與「民主」確實有重大影響。

  作者認為世界經濟的基本政治三難困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國家自決」與「經濟全球化」,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創造出一個「全球政治社群」,這樣一個政治社群將會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全球規章」,並且由遠勝於目前的「問責機制」來支撐。

  最後作者認為要「聰明的全球化」,不要「最大程度的全球化」,應該使「民主」與「國家自決」放在超全球化之上,「民主國家」有權保護自己的社會安排,這項權利一旦與全球經濟的要求出現衝突,則「全球經濟的要求」必須讓步,必須把「權力」賦予民族民主國家,才能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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