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報載，法務部在2018年3月提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草案，希望將GPS衛星定位等科技偵查方式予以合法化，並且由檢察官決定是否准許執法人員安裝GPS追蹤器。由於實務上偵查機關早已使用GPS衛星定位「秘密」追蹤犯罪，但法務部為了避免偵查人員使用GPS追蹤器辦案在無法源依據下構成犯罪，才提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修正草案。目前該修正草案已獲得行政院的支持，但因為草案部分內容仍有爭議，目前行政院院會尚未決議通過該部草案。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585號、第603號等解釋，隱私權是人民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利。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則認為，偵查機關為了偵查犯罪，非法在他人車輛下方底盤裝設GPS追蹤器，由於使用GPS追蹤器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的位置、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也不限於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然能夠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的位置資訊，且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的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可以窺知車輛使用人的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屬於對車輛使用者隱私權的重大侵害。因此，偵查機關使用GPS追蹤器，將侵害人民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的隱私權。
雖然依據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憲法》第12條的「秘密通訊自由」是《憲法》保障隱私權的具體態樣之一，但祕密通訊自由內涵不包括所在位置、日常作息及行為模式等其他隱私資訊，因此法務部透過《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範偵查機關使用GPS追蹤器，在體例上並非適宜。事實上，由於《刑事訴訟法》主管機關是司法院而非法務部，法務部才會便宜行事，藉由其所主管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讓GPS辦案予以合法化，而非修改《刑事訴訟法》。但筆者認為，比較妥當的方式，應該還是要回歸到《刑事訴訟法》中，就偵查機關使用GPS追蹤器的要件與限制，予以明確規定。
另外，關於使用GPS追蹤器是否應採取「法官保留原則」的問題，反對見解是認為，《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是偵查的主體，瞭解實際偵蒐的狀況，若由法官審核會影響辦案時效，且造成法官工作負荷過重。不過，現行侵害人民隱私權的強制處分，例如搜索或通訊監察處分，原則上必須先取得法院核發的搜索票或通訊監察書才能發動，只有在急迫情況才能事後聲請法院補發，也就是採取相對法官保留原則。既然使用GPS追蹤器也是侵害人民的隱私權，而且人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監控，至少也應該比照搜索及通訊監察處分，採取相對法官保留原則，在非急迫情況下，必須由法院核發令狀後，偵查機關才能使用GPS追蹤器偵查犯罪，如此才符合權力分立原則，也可消弭檢察機關自行擴權的疑慮。
法務部將偵查機關使用GPS追蹤器予以合法化、明文化，固然有助於犯罪偵查的成效，也可避免偵查人員擔心構成違法而裹足不前，錯失偵查犯罪的良機。然而，法務部也不能一味追求犯罪偵查成效，罔顧《憲法》第22條對於人民隱私權的保障，甚至損及權力分立原則。因此筆者呼籲，法務部應與司法院協商，將偵查機關使用GPS追蹤器的要件與限制在《刑事訴訟法》中予以明確規定，並且比照搜索及通訊監察處分，採取相對法官保留原則，才能在打擊犯罪的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間取得完美平衡。
文章連結：李永然、陳贈吉／GPS科技偵查不宜由檢察官片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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